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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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是由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去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面清理各类开发区，切实落实暂停审批农用地转用的决定，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了积极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但是，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圈占土地、乱占滥用耕地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深化改革，健全法制，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现决定如下：

　　一、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一)牢固树立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土地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活动，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保护耕地的极端重要性，本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严格依法管理土地，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进一步提高依法管地用地的意识，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用地。对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二)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审批土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审批权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下放土地审批权。严禁规避法定审批权限，将单个建设项目用地拆分审批。

　　(三)严格执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各类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必须补充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实行按等级折算，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不能自行补充的，必须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耕地开垦费要列入专户管理，不得减免和挪作他用。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也必须将补充耕地费用列入工程概算。

　　(四)禁止非法压低地价招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依照基准地价制定并公布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标准。协议出让土地除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外，出让价格不得低于最低价标准。违反规定出让土地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要依法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以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五)严格依法查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当前要着重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要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非法批地、占地等违法案件。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等部门联合办案和案件移送制度，既查处土地违法行为，又查处违法责任人。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征收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还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

　　(六)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修改的管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园区)和城市新区(小区)。对清理后拟保留的开发区，必须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和产业集聚的原则严格审核。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凡涉及改变土地利用方向、规模、重大布局等原则性修改，必须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也不得擅自修改。

　　(七)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农用地转用的年度计划实行指令性管理，跨年度结转使用计划指标必须严格规范。改进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下达和考核办法，对国家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和城、镇、村的建设用地实行分类下达，并按照定额指标、利用效益等分别考核。

　　(八)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加强农用地转用审批的规划和计划审查，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农用地转用的控制和引导，凡不符合规划、没有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用地。为巩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成果，2004年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不再追加；对过去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在2004年年底前不能足额偿还的地方，暂缓下达该地区2005年农用地转用计划。

　　(九)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发展改革等部门要通过适当方式告知项目单位开展前期工作，项目单位提出用地预审申请后，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对建设项目用地进行审查。项目建设单位向发展改革等部门申报核准或审批建设项目时，必须附国土资源部门预审意见；没有预审意见或预审未通过的，不得核准或批准建设项目。

　　(十)加强村镇建设用地的管理。要按照控制总量、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明确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布局和规模。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并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凡占用农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审批手续。禁止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引导新办乡村工业向建制镇和规划确定的小城镇集中。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十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基本农田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必须保证现有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基本农田要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并在土地所有权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注明。基本农田保护图件备案工作，应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后三个月内完成。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符合法定条件，确需改变和占用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法定最高标准执行，对以缴纳耕地开垦费方式补充耕地的，缴纳标准按当地最高标准执行。禁止占用基本农田挖鱼塘、种树和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活动，禁止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或者“设施农业”等任何名义，占用基本农田变相从事房地产开发。

　　三、完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

　　(十二)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要保证依法足额和及时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将征地费用足额列入概算。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十三)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性意见。

　　(十四)健全征地程序。在征地过程中，要维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协调和裁决机制，维护被征地农民和用地者的合法权益。经批准的征地事项，除特殊情况外，应予以公示。

　　(十五)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监管。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和分配情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农业、民政等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督。

　　四、健全土地节约利用和收益分配机制

　　(十六)实行强化节约和集约用地政策。建设用地要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存量，把节约用地放在首位，重点在盘活存量上下功夫。新上建设项目首先要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林地、草原和湿地。开展对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普查，研究制定鼓励盘活存量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集约用地的原则，调整有关厂区绿化率的规定，不得圈占土地搞“花园式工厂”。在开发区(园区)推广多层标准厂房。对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原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原则上不再收取或调整土地有偿使用费。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建设项目，也要节约合理用地。今后，供地时要将土地用途、容积率等使用条件的约定写入土地使用合同。对工业项目用地必须有投资强度、开发进度等控制性要求。土地使用权人不按照约定条件使用土地的，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加强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税制，加大对建设用地取得和保有环节的税收调节力度。

　　(十七)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严格控制划拨用地范围，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要逐步实行有偿使用。运用价格机制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除按现行规定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用地外，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经依法批准利用原有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的，应当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经依法批准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低于市场价交易的，政府应当行使优先购买权。

　　(十八)制订和实施新的土地使用标准。依照国家产业政策，国土资源部门对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分别实行禁止和限制用地，并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定额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办法。继续停止高档别墅类房地产、高尔夫球场等用地的审批。

　　(十九)严禁闲置土地。农用地转用批准后，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已实施征地，满两年未供地的，在下达下一年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时扣减相应指标，对具备耕作条件的土地，应当交原土地使用者继续耕种，也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耕种。对用地单位闲置的土地，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完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办法。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实行先缴后分，按规定的标准就地全额缴入国库，不得减免，并由国库按规定的比例就地分成划缴。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和使用的监督检查。对减免和欠缴的，要依法追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要适时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要严格按法定用途使用，由中央支配的部分，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探索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遏制片面追求土地收益的短期行为。

　　五、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

　　(二十一)明确土地管理的权力和责任。调控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权力和责任在中央，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权力和利益在地方，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在确保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突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前提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用地安排，依照法定权限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进行审批，按规定用途决定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地方分成部分的分配和使用，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占补平衡，并对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采取多种形式，确保耕地保护目标落实到基层。

　　(二十二)建立耕地保护责任的考核体系。国务院定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国务院报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履行情况。实行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制度。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部、监察部、审计署、统计局等部门定期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向国务院报告。对认真履行责任目标，成效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并在安排中央支配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时予以倾斜。对没有达到责任目标的，要在全国通报，并责令限期补充耕地和补划基本农田。对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情况也要定期考核。

　　(二十三)严格土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对违反法律规定擅自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生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未完成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目标的、征地侵害农民合法权益引发群体性事件且未能及时解决的、减免和欠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未按期完成基本农田图件备案工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有关责任人员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依法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同时，上级政府要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农用地转用和征地审批。具体办法由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实行补充耕地监督的责任追究制，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负责对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验收，并对验收结果承担责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

　　(二十四)强化对土地执法行为的监督。建立公开的土地违法立案标准。对有案不查、执法不严的，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要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坚决纠正违法用地只通过罚款就补办合法手续的行为。对违法用地及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按法律规定应当拆除或没收的，不得以罚款、补办手续取代；确需补办手续的，依法处罚后，从新从高进行征地补偿和收取土地出让金及有关规费。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制，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向地方派驻土地督察专员，监督土地执法行为。

　　(二十五)加强土地管理行政能力建设。2004年年底以前要完成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理顺领导干部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市、县人民政府要保证基层国土资源管理所机构、编制、经费到位，切实发挥基层国土资源管理所在土地管理执法中的作用。国土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土地分类、调查、登记和统计制度，启动新一轮土地调查，保证土地数据的真实性。组织实施“金土工程”。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耕地保护、土地市场的动态监测网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落实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作为对执政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的检验。高度重视土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推进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土地法制，建立严格、科学、有效的土地管理制度，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 务 院
　　　　　　　　　　　　　　　　　　　　　　　　　　2004年10月21日


资料来源: 《国务院公报》2004年12月20日第35号

　　　◇刘召成 首都师范大学 讲师

　　内容提要: 受传统伦理哲学的限制，传统人格权并不具有积极性权能，因而其并非主观权利，内容仅限于人格方面的完整性保护。与此内容相适应，传统人格权在立法上通过侵权法予以调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格理念的转变，人格发展的价值占据了主导地位，比较法上逐渐承认了人格权的自我决定和控制方面的内容，人格权被从积极动态方面予以理解和构建。此外，人格权权利人也被赋予了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这样的防御性内容。因此，人格权具有了对于人格方面的一定的支配力，真正成为了主观权利。其权能包括自我决定权、人格商业利用权和人格权请求权。基于人格权性质和内容的重大变化，侵权法已无法独自完成人格权调整的任务，除了损害赔偿方面，人格权的其他内容应当由民法典中的专门一编予以调整。


在大陆法系国家，人格权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早期，人格权不具有积极的权能，因而未被作为主观权利对待。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格权制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具有大量的积极性内容，表现为权利人对其人格方面具有一定的决定和控制的能力。这种发展使得人格权的权利构造日益完善，从一种仅具宣示意义的利益发展为权能饱满的主观权利。目前我国的立法机关正在推动人格权立法，21世纪的人格权立法不能过于保守地坚持传统认识，而应当吸收当代人格权制度发展的最新成果，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立法体例，设置充分而必要的条款规范人格权相关问题。

一、传统人格权制度的局限性与侵权法上的规制

(一)传统人格权的权利构造局限于人格要素的完整性

传统人格权的极度萎缩与传统哲学观念紧密相关。传统伦理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应当受到尊重，而不能被当作手段和工具。[1]因而人的各种存在形态，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性存在，以及姓名、肖像、名誉等社会性存在，只能消极地被尊重，而不能被支配或决定，否则就是把人当作工具去使用。这种认识使得人格要素不能成为意思力的作用对象，无法满足主观权利以法律所赋予之意思力为核心的条件，[2]导致人格要素不能通过权利被保护。这正是早期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拒绝承认人格权的原因。[3]后期，人格权虽然规定在《德国民法典》中，但由于这一限制而被认定为法律利益(Rechtsgiiter)而非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4]

人格权的这一特性对其具体构造产生了极大影响。个体对其人格存在不具有任何主动支配和决定的权能，人格权的内容仅限于既有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尊重和保护层面。不管是生命权、身体权还是健康权，权利人所享有的只是保持生命、身体和健康完整的利益，即使是得以专门规定的姓名权和肖像权也不外如此。《德国民法典》第12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仅限于排除他人否定和冒用两个方面，[5]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体现的正是姓名的完整性。《德国肖像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关于肖像权的内容也仅限于未经肖像权人许可不得传播和公开展览肖像方面，所保护的也是肖像的完整性。

(二)人格权权利构造的局限性与侵权法条款的契合

在民法典规制层面上，由于人格权并未被构建为一种主观权利，法典不必也无法像对待主观权利那样以专门条款予以规定，只需对其完整性提供保护就足够了，由此注定了人格权与侵权法之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也注定了其在传统民法典中被置于侵权法部分加以规制。

在德国，人格权由作为侵权法一般条款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调整，归属于法典的侵权法部分。虽然该法典在总则部分的第12条对姓名权作出了单独规定，看似是侵权法调整人格权体例的突破，但是这里所规定的姓名权最初并非人格权。早在人格权概念出现之前，姓名权就作为家族身份和等级身份的标志在家庭法和公法领域得到充分发展，[6]民法典对其所作的单独规定，只不过是对于传统家庭法相关规定的吸收和整合，而非人格权层面上的规范。[7]至于得到德国侵权法确认的人格权种类，由于受到罗马法的影响，仅限于少数人格权。罗马法上的阿奎利亚法之诉和不法之诉对于各种有体利益予以保护，为德国侵权法保护人格权提供了空间。但也正是由于有体利益的限定，虽然学界对人格权已有丰富研究，但是得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承认的仅限于生命、身体、健康、身体自由这些实体化的人格存在方面，精神性层面的人格存在没有得到规定。[8]在法国，虽然侵权法也受到罗马法的深刻影响，但是受自然法思想影响较大，因而立法者并未悟守罗马法传统，各种人格权都能够一般性地受到侵权法一般条款(《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保护。《日本民法典》基本继承了德国法的做法，其中第710条关于身体权、自由权、名誉权的规定和第711条关于生命权的规定，都属于侵权法规范。在我国，传统民法如“中华民国民法”也将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和自由权置于侵权法条款中予以保护。

可见，人格权自身的权利状态和权利构造处于关键地位，正是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决定了其在形式上应由何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进而也决定了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传统人格权的权利构造决定了其隶属于侵权法的民法典地位，但是随着人格权内容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权利地位和构造的变化，人格权的立法体例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可能有所变化。

二、人格权中积极性内容的发展

传统民法上的人格权不具有积极的权能，但是随着社会观念和哲学价值的转变，现代人格权的各种积极性内容逐渐得到发展，人格权的内容和体系不断丰富，人格权相较于《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已有极大不同。

(一)积极防御性内容的发展

最早发展起来的是人格权的积极防御性内容。侵权法虽然通过损害赔偿延伸出预防和惩罚功能，但是损害赔偿的本质决定了事后救济是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因此，面对现实的或即将发生的侵害，侵权法无法提供有效的防御。与其说这是侵权法的不足，不如说是制度分工的不同，权利的事前防御性保护是绝对权所具有的原权请求权的功能。由于人格不同于财产，其无法予以弥补或替换，损害一旦形成便无可挽回。因此，赋予人格权一种类似于物权请求权的权能从而提供事前防御是非常必要的。

在德国，由于民法典体系已经形成，无法随意修改，于是学界和司法实践惟有通过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规定赋予人格权排除妨害和不作为(防止妨害)请求权，对权利人提供预防性保护。[9]而到《瑞士民法典》制定之时，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瑞士债务法》(1881年)第55条关于人格权的侵权法保护之外，[10]((瑞士民法典》第28条又规定了专门的一般人格权条款，赋予了权利人排除妨害等多种防御性请求权。[11]而在我国，“中华民国民法”继承了瑞士法的上述做法，除了在第184条规定人格权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外，还在第18条规定了人格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后来又增加了防止妨害请求权。这些法律续造或立法例对于人格权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的规定和承认是人格权权能的重大发展，人格权从而从一种纯粹平面的消极利益转变为立体的具有积极成分的权利。

(二)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

除了上述事前防御性权能之外，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生物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个人的人格表达、形成和实现获得了广阔的空间，由此产生的人格表现的选择和决定权，也形成了人格权中的积极性内容。

1.德国法上人格权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在德国，随着人格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学界和司法机关逐渐认识到个体为了其生活利益的缘故应当被赋予法律上的能力去发现、保护和发展对其人格具有特别意义的利益，这就使得人格不能只获得消极静态的完整性保护，[12]而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作为人的那些特征的静态保护，二是对于人的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决定的动态保护。[13]德国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主要就是对于人格自我决定和发展的动态方面的保护，其承认了人格权的积极性内容。以《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有关人格尊严条款和第2条第1款有关人格发展条款为基础发展出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承认了一个一般的紧密人格领域，在该领域内，人有自主和自我决定的能力，从而可以排除他人干扰发展其人格个性。[14]质言之，一般人格权确立了个体对其人格领域(方面)的决定或支配的能力，使得主体在其人格领域的自由得到了广泛承认。[15]一般人格权的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德国的人格权理论发生了深刻转变，即从传统的消极静态角度理解人格权转变为从积极动态角度理解和构建人格权，正是这种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德国人格权的发展。

一是对新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能力的肯定。由于德国传统人格权内容非常薄弱，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功能是对于传统人格权并未涉及的人格领域的保护。这一领域主要是个体对于自己人格的展现和实现，受到保护的是人在该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和控制的能力”。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给权利人的自我决定找到一个“相对明确的载体”，使其得以具体化和实体化，可以为他人识别和尊重，从而成为绝对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其典型案例的判决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揭示了人格领域“自我决定意思”的具体方面，通过这些具体方面，自主发展人格的意思获得了一个具体化和实体化了的“客观载体”。[16]具体来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在“读者来信案”、“录音案”等案件中确立了权利人对于信件、话语等“客观载体”的支配和决定，权利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对于信件、话语等予以自主决定，它们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例如，在“读者来信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信件是二个人思想的语言化确定，源自人格，是否发表以及如何发表以传达于公众，涉及作者的人格，应由作者自己决定。擅自发表他人资料，或虽经他人同意，但擅自增加或减少其内容或以不当方式为之，均属对人格权的侵害。[17]在“录音案”中，法院认为，人有权(限)自我决定，其话语是否向某一特定人、某些特定人或公众予以公布，其话语是否被允许通过录音媒介予以固定，这都是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重要内容。[18]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些论证的核心在于，作者对于自己信件或话语的自我决定和控制这种积极能力是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对它的侵害属于人格权侵害。

二是对传统具体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能力的肯定。除了上述新的人格领域之外，受一般人格权自我决定这一核心价值的影响，在德国出现了从积极方面认识传统人格权的转变，传统的具体人格领域也发展出了积极的决定和控制内容，人对于自己生命、身体、健康这些基础性人格部分的一定的自我决定能力逐渐得到了承认。其在立法上的主要表现是2009年《照管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德国民法典》为此增加了第1901a条和第1901b条两个条文，第1904条也进行了修订。这一修改明确了病人可以将未来其处于无意思能力状态下是否采用和采用何种医疗手段的决定权赋予照管人，这事实上承认了病人对于自己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一定的自我决定能力，因为病人将这些决定权赋予照管人的前提是其自己具有决定权。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病人的自我决定能力最为明确的承认，表现为2010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照管人遵照病人意思进行的终止治疗行为的不罚性的判决。在该案中，老太K曾于2002年9月作出自己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时不愿依赖人工手段维持生命的意思表示，后其于当年10月陷人植物人状态。2007年12月，K的照管人G按照K此前的意思停止通过胃管对其输送营养，但护理院又马上恢复输送。此后，G在律师P的建议下切断了K的营养输送，K后来死亡。P和G因此被诉杀人。该案几经诉讼，最终上诉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院认为，通过照管人判断出的病人的意愿不但能够正当化其消极的不予治疗的行为，而且还能够正当化积极的结束或切断其不希望继续的医疗活动的行为，因此认定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19]基于法律体系内在价值的一贯性，从民法角度而言，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病人的意愿(或通过照管人判断出的病人的意愿)对其生命、身体和健康的一定的决定或支配能力。生命、身体和健康作为伦理性最为凸显、最不容触碰的方面，对于它们的有限决定能力的承认，是一般人格权核心价值的重要实现。

受一般人格权这种积极层面价值的影响，传统肖像权和姓名权的构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学界，从积极方面构建肖像权，将其作为个体对其外部形象的控制权的新认识逐渐出现。[20]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也认为，肖像权是权利人对于自己肖像是否、何时、在何种情况下予以公开的决定权。[21]同样，姓名权也被从积极的方面予以构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作为人格权的姓名权的本质，姓名权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姓名，对姓名权人所享有的自主决定权的侵犯就是对姓名权的侵害。[22]

2.日本法上自我决定权的出现。日本法上人格权积极内容发展的重要表现在于对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能的承认，其代表性判例为“X教派教徒输血案”。在该案中，"X教派”的忠实教徒A患肝脏肿瘤，就诊于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患者A在就诊时明确表示因输血违背自己的宗教信念而拒绝接受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但是在肝脏肿瘤摘除手术中，医生对她实行了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手术成功。该患者后来得知自己在医疗过程中被输血的消息后，精神极度痛苦，遂对医院及医生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该案几经诉讼，第三审法院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认为，患者认为输血会违反自己宗教信念而明确表示拒绝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的意思时，该意思决定权为人格权之内容，医院对此意思决定权应予以尊重。在上述事实下，医生应对患者说明在医疗过程中必要时还是要输血，是否要接受手术应由患者自己决定。该案被告怠于履行上述告知义务，可以认为其已经侵害了患者的意思决定权，即被告已经侵害了患者的人格权。因此，被告应该就受害人所受的精神痛苦负担慰抚金损害赔偿责任。[23]

传统民法中的身体权是身体完整不受侵害的权利，患者对于手术的同意意味着对于身体完整性侵人的承诺。因而“X教派教徒输血案”不涉及身体权侵害，按照传统理论无法予以救济。该案判决对于人格权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患者对于自己身体的自我决定权，在对身体的完整性进行保护之外，人对身体的自我控制与发展的能力也成为人格权的内容。受此类法院判决的影响，在日本学界，自我决定权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承认，并被作为人格权发展的趋势予以关注和研究。[24]此外，与德国法上从积极角度理解和构造人格权类似，日本学界也有学者建议采用这种方法理解和构建人格权，认为人格权是主体决定自我之权。[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