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残疾人专用车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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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上对于债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合同、侵权、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等四种，在这四种债的发生原因中，合同与侵权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占绝对性的比例。从这一意义上讲，侵权责任法自然属于我国债法领域内的基本大法之一，其与合同法共同构成我国债权基本法的主体，并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主体，为我国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奠定了基础。与合同法制定时以当时已有的三大合同法为基础及《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作为参考蓝本相似，我国侵权责任法也是以现有散见在民法通则及各个单行法、条例或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为基础，参考各国最新的立法例而制定，由此既体现了对我国已有法律规范的传承，保证了法律制度的延续与相对稳定，又体现了对最新立法成果的吸收。本文结合侵权责任法基本保留的产品责任现有规定及待探讨之问题进行探析。

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规定，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为生产者与销售者，这一设置与产品质量法相同，两法对此规定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将产品责任主体设定为生产者和销售者，符合各国的立法通例，也符合我国司法实践，但侵权责任法延续产品质量法的做法所产生的问题是，其没有对产品质量法实施以来我国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予以明确，这至少包括对于“生产者”，产品责任的主体是否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商；对于“销售者”，产品责任的主体是否包括中间供应商。生产者包括最终产品的生产商没有争议，但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的“生产者”是否包括原材料及零部件生产商，产品责任理论界及司法实践均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将原材料及零部件生产商纳入生产者范畴是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通例，根据《欧盟产品责任指令》第三条，生产者包括：（1）制造人，含成品制造者、原材料生产者和零部件制造者；（2）准制造人，在产品上标明自己是该产品生产者的人；（3）进口商，指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以销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销为目的将产品输入共同体市场的人；（4）供应者，在不能确定生产者的情况下，产品的供应者视为生产者。

为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一些国家将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生产商纳入“生产者”的范围，允许受害人起诉零部件生产商。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终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成型产品的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有着最终的控制能力，因此生产者应当局限于最终生产者而不包括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的生产商，正如有学者所述：“产品的最终生产者是产品的‘生产者’：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原则上以该产品的最终生产者为生产者。而提供配件、原料的厂家一般不属于该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之所以确定最终生产者为产品责任上的‘生产者’，是因为它对于产品的质量有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控制力。”司法实践中，存在受理受害人起诉零部件生产商的案例，著名的当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包头空难产品责任案，该案受害人家属同时起诉了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和失事飞机发送机生产商通用电气公司，即同时起诉了最终生产商与零部件生产商。这表明司法实践对于“生产者”包括零部件生产商的认可。

对于我国产品责任中的“生产者”是否应当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商，笔者的观点是从更好保护受害人利益出发，无需对此进行硬性排除，可由受害人进行选择。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产品往往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零部件之间的结合方式也将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即使确定缺陷由某个零部件产生，但如果选择零部件生产商作为被告，则还涉及缺陷产生是归咎于零部件生产商还是最终产品生产商生产过程中等问题，对于受害人而言无疑增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仍会倾向于选择最终产品生产商。因此，确认“生产者”包括零部件生产商并不会对现有产品责任司法实践带来太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论述对此予以肯定，认为我国产品责任诉讼中的生产者应指广义的生产者，包括零部件制造者和成品制造者。

对于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是否包括中间销售者（如中间批发商），还是局限于最终销售者（直接向消费者等最终用户销售产品的主体），我国产品责任理论及实务界的认识比较统一，认为应当包括中间销售者。实践中大量存在法院受理受害人将中间销售者作为被告的案件，如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受害人诉马自达公司产品责任案，该案中受害人同时起诉了产品的生产者、总经销商和零售商。这同样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论述的支持。

因产品缺陷而导致损害的事件中所涉及的其他主体还包括运输者、仓储者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基本延续了民法通则的思路：运输者、仓储者并非直接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而是在生产者、销售者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后，对其进行追偿。

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关系

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对外承担产品责任，侵权责任法基本采纳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然而，这种“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却没有明确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责任关系。在产品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究竟是连带责任关系，选择关系，还是其他某种责任关系？换言之，受害人是否可以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该种起诉，法院是否受理？如果受理，法院应如何确定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责任？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审判实践中法院对于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几乎均会受理；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或者直接判决“被告……”即不区分生产者与销售者各自的责任，不对两者之间的责任予以描述，或者直接确定其为连带责任。对此，理论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有观点认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属于连带责任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受害人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应择一行使请求权；部分学者尽管未对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予以界定，但明确否定其为连带责任，认为作为民事责任最严厉的一种责任，连带责任必须要有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依据。除此之外，不能为当事人设定连带责任，因此，受害人应择一行使请求权。

笔者认为，将产品责任中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不真正连带关系较为妥当。基于此，受害人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为选择关系。需说明的是，这一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法院审理产品责任案件的做法，在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为自己的索赔提供保障，原告往往倾向于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法院应进行释明，而不再像以前一样，笼统的进行审理和判决。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下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并没有变化。尽管立法过程中对产品责任应适用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过错推定等）存在争论，但最终仍确定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并不影响产品责任的成立，这体现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只要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受害人遭受损害及涉案产品缺陷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产品责任即可成立。正如有学者所述，无过错责任能够兼顾救济权利、补偿损失与惩罚侵权的功能，体现补偿功能、预防损害的功能以及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这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产品责任立法的总体趋势，也是中国产品责任多年实践证明正确并且能够顺利实施的制度，侵权责任法自然没有必要改变。

当然，对于销售者而言，也存在过错责任。事实上，在产品责任中，包括两个层次的责任，其一为生产者、销售者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通常所谓的“中间责任”；另一种为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了“中间责任”后对责任方的追偿，即“最终责任”。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是指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对外就受害人承担责任而言属于“中间责任”。在对外承担责任后进行内部追偿就是进行通常所谓“最终责任”的追究时，对于销售者则适用过错原则。基于这一点，亦有学者将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称为二元归责原则制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程超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不管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以及案件当事人，都过分迷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较之其它原始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着更强有力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往往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直接根据认定的责任大小对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裁决。为澄清认识上的误区，笔者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在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指正。
一、违章行为与事故的认定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违章行为并非必然要对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所谓事故认定指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要确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首先要确定他是否有违章行为，其次还要确定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有违章行为并不必然要承担事故责任。
如某案例：林某驾驶汽车装运石块（车厢内坐有一人）经过一县级公路时，因车速较慢，一放学小孩欲爬上该车，不小心摔下来被碾压致死。交警部门在划分事故责任时却以该车人货混装为由，认定林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并追究林某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案中交警部门认定欠妥，人货混装确实违反了交通法规，应该被行政处罚，但本案中人货混装并不会必然导致事故发生以及小孩的死亡，如果说车厢内那个人出事我们或许可以说与人货混装有一定联系，但小孩的爬车被摔显然是林某所无法预料和防范的，在本案中即使没有人货混装也不能避免小孩的死亡，因此林某的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现实中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碰撞事故中，交警部门往往人为地牵强附会地寻找机动车的违章行为，以此加大了机动车应负的责任，除了认为相对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而言，非机动车、行人处于弱者的地位，有同情弱者的感情因素外，还与当前对肇事机动车赔偿原则有关。我国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只有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因此相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非机动车、行人而言，加大机动车的责任意味着机动车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由保险公司给付更多的保险赔偿金。而肇事司机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明知事故认定有误也不作申辩，何况大部分赔偿金是由保险公司支付。
因此，作为公诉机关，在审查交通肇事罪案中，必须改变过去完全依赖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指控犯罪的做法，从观念上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普通证据来看，以事实为依据，以道路交通法规为准绳，结合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等原始材料，对其加以审查判断，看其认定是否合理合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时给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救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庭审过于被动。
二、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并非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
一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当事人双方责任大小的主要依据，该依据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较一般的鉴定结论，该认定具有帝王证据的效力。法院在裁决当事人责任时依照该认定结论分配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如肇事司机负主要责任就要承担全部损失的60%—80%，如果负同等责任则承担全部损失的50%。在审判过程中，很少有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异议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
事实上机动车作为一种高度危险工具，在其运行中，客观上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构成一种威胁，如果均按以责论处，实行过错责任，甚至“撞了白撞”，实际上是以一部分人的健康权、生命权作为整顿交通秩序的代价，这是对我国《宪法》的公然违背，法律不能对本已受害的非机动车一方及行人毫无保护，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应认识到与行人负有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这是机动车驾驶人最起码的素质要求。
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原则上应该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造成损害的规定处理，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这一点在新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机动车承担赔偿责任，就算事故认定中机动车没有责任、非机动车和行人负全责，机动车也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即使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违章行为是重大过失，而机动车驾驶人又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也只是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而不是免除。除非事故是非机动车、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才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不仅否定了“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说法，同时还改变人们“事故责任划分就等于赔偿责任划分”的习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