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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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大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2004年1月12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3月31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04年4月9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2004年4月1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城镇总体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镇，是指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前郭镇及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建制镇、独立工矿区、旅游风景区等。
本条例所称城镇建设，是指在城镇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和人民防空、市政公用、地下取水、工程管线、对外交通设施以及整治江河湖泊等其他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城镇管理，是指对城镇规划区内城镇规划、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以及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三条 编制、实施城镇规划，以及在城镇规划区内进行城镇建设和城镇管理，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自治县城镇规划工作要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突出特色的原则；城镇建设工作要坚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城镇管理工作要坚持综合执法、严格管理、有利城镇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的原则。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
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和园林绿化管理，应当纳入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镇规划所确定的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市容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鼓励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和管理资金。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在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自治县建制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自治县城镇管理监察机构受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对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所在地前郭镇的城镇总体规划，应当根据松原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依法进行编制、审批。
自治县除前郭镇以外各建制镇的总体规划，由建制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经建制镇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同意后，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前郭镇以及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一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和废止。确需修改时，由制定规划的同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并报原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第十条 城镇规划区内的各项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镇规划的要求。
凡在城镇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和进行其他工程建设活动，必须按规定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一条 座落在松原市规划区内的隶属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由自治县负责立项，报松原市审批。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满二年未动工建设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需要继续建设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申领。
第十三条 已经竣工的建设工程，须经城镇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验收合格，并出具认可文件后，方可办理工程竣工备案手续和产权手续。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将给排水、供电、消防、电信、绿化、公共环境卫生、供热、供气、有线电视、人行道、停车场等附属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适时建设完成。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工程建设时，要留有绿化用地。城镇小区的绿化用地，新区建设不应少于总用地面积的30％，旧区改建不应少于总用地面积的25％。
第十六条 城镇规划区内的建筑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应当突出自治县的地方特色，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第十七条 凡从事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中介服务和建筑构配件生产、商品混凝土加工等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资质审查登记手续；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凡在城镇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手续，接受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机构的质量监督。
建设工程依法实行工程监理制度。
第十九条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因城镇建设需要、城镇规划调整，对原有合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迁的，由拆迁人负责依法补偿安置。
第二十条 在城镇道路上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道路；
（二）擅自进行有损道路设施的各种作业；
（三）擅自在道路上摆摊设亭、开办市场；
（四）擅自行驶履带车、超重车；
（五）擅自在人行道上行驶、停放机动车、畜力车；
（六）在非指定路段上停放、清洗、练试、修理机动车；
（七）擅自在道路及其设施上设置、悬挂、张贴广告或标语；
（八）擅自建设各种地上、地下的建筑物、构筑物；
（九）搅拌混凝土和砂浆、排放污水、倾倒垃圾、渣土以及撒漏其他固体、流体物质；
（十）其他有损道路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需要临时挖掘或占用道路的，须经自治县市政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办理许可证。并向市政公用设施管理部门交纳道路挖掘费、占用费及回填道路和恢复设施保证金。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挖掘城镇道路或进行道路养护维修等活动，应当避开交通高峰时间，需封闭道路进行施工时要事先发布通告。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保证车辆和行人的交通安全。
第二十三条 市政公用设施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城镇建设公用设施；
（二）干扰城镇建设公用设施正常运行；
（三）擅自使用、联接、移动各种城镇建设公用设施；
（四）擅自在地下管线上部建筑房屋、堆放物资或进行施工挖土、爆破作业；
（五）擅自在城镇建设公用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
（六）其他有损市政公用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下列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瓜果皮核、纸屑和烟头等废物；
（二）在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
（三）在城镇建筑物、卫生设施上刻划、涂写或者未经批准张贴张挂宣传品；
（四）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倾倒垃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
（五）畜力车未挂带粪兜；
（六）未办理《废弃物清运证》自运和代运垃圾、粪便、渣土和废弃物；
（七）未经批准在城镇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摆摊设点；
（八）攀折树木、采摘花卉、践踏草坪等；
（九）其他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城镇规划区内的环境卫生，坚持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按区域负责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划定的卫生责任区进行清扫保洁。
城镇内一切单位、业主和居民都必须在城镇管理部门确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各自责任区内的路面积雪，并清运到指定地点。
第二十六条 在城镇中从事各种建筑施工的单位，应当坚持文明施工。工程施工所需的材料、机具应摆设整齐，工地周围应设置护栏、围布或围墙遮挡，停工场地应及时整理。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及其他废弃物，必须及时清运到指定地点。
第二十七条 在城镇内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型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应当密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二十八条 医疗单位、生物制品厂、屠宰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处理，严禁混入生活垃圾中或随意倾倒，污染环境。
第二十九条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画廊、橱窗、商幌、牌匾、条幅等，必须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保证内容健康、外型美观、设置安全。
第三十条 城镇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应保障向城镇安全、可靠、持续稳定地供气、供热，并达到时间和质量方面的服务要求。
用气、用热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期足额交纳应缴费用，拒不交纳的，供气、供热单位有权采取措施停止供气、供热。
第三十一条 城镇住宅小区依法实行物业管理。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住宅小区内的业主应当遵守物业管理规范，并按规定及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在城镇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
影响城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建设工程违法部分造价5％以上2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除依法纠正外，可视其具体情节，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占用、排除防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可视其具体情节，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占用或挖掘道路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可视其具体情节，处500元至3000元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罚款：
违反第（一）项规定的，处1元至5元罚款；
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处5元至20元罚款；
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处10元至100元罚款；
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100元至200元罚款；
违反第（五）项规定的，处5元至50元罚款；
违反第（六）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清运，并处100元至500元罚款；
违反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其限期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予以强制清（拆）除，并处200元至5000元罚款；
违反第（八）项规定的，责令停止侵害，可并处10元至100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5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临街建筑工地未设置护栏、围布或者围墙遮挡，以及施工场地不及时整理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400元至2000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运送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50元至4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自治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拆除或没收，可并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围攻、谩骂、殴打建设行政管理人员和监察人员、妨碍执行公务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4年4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认识《意见》对于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要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觉性，将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刑事审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切实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落实好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请及时层报我院。
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为了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特制定本意见。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4、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5、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尤其是从宽或从严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注重教育群众，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
6、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审判活动中通过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7、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8、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9、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0、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
11、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12、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对于法律规定有附加财产刑的，要依法适用。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13、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要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要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及时宣判。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16、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17、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18、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19、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21、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22、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4、对于刑事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可不采取羁押措施。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被告人未被采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决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26、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27、在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要注意严以济宽，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也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做到济之以严，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29、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0、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点打击其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32、对于过失犯罪，如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等，主要应当根据犯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的表现等，综合掌握处罚的宽严尺度。对于过失犯罪后积极抢救、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要依法从宽。对于造成的危害后果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或案发后故意隐瞒案情，甚至逃逸，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则要依法从重处罚。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4、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5、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通过总结审判经验，制发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并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37、要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审理快捷的优势，进一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及时审判，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8、要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要依法进一步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审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40、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进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41、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2、对于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存在特殊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由有关方面给予适当的资金救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指导下，落实好、执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3、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44、要完善对刑事审判人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机制，防止宽严失当、枉法裁判、以权谋私。要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错案认定标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机制。要切实改变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的高低来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法官业绩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体现审判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又能准确反映法官综合素质和司法能力的考评体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
45、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法律原则，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既各司其职，又进一步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要在律师辩护代理、法律援助、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开展社区矫正等方面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
Chapter VI
General Rules of Evidence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OUTLINE
I Burden of Proof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ⅰ) General Rules Well Established in Violation Complaints
(ⅱ)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ⅲ) Special Rules Concerning Non-Violation Claims
(ⅳ)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II Admissibility of Certain Evidences
(ⅰ) Evidence Obtained from Prior Consultations
(a) Procedural Concern: Confidentiality of Consultations
(b) Substantial Concern: Necessity or Relevance of Evidence
(ⅱ) Arguments before Domestic Investigative Authorities
(ⅲ) Arguments Submitted after the First Substantive Meeting
(a)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ims and the arguments supporting those claims.
(b)There is no provision establishing precise deadline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III Panel’s Right to Seek Information
(ⅰ) A Grant of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ⅱ) The Admissibility of Non-requested Information
(ⅲ)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IV Adverse Inferences from Party’s Refusa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quested
(ⅰ) The Authority of a Panel to Request Information from a Party to the Dispute
(ⅱ) The Duty of a Member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of a Pane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ⅲ) The Drawing of Adverse Inferences from the Refusal of a Par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quested by the Panel
V Concluding Remarks
I Burden of Proof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Generall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member 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hinges frequently on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at member must demonstrate compliance or the complaint must demonstrate a lack of complianc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 procedural concept which speaks to the fair and orderly mana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a dispute. This is the issue of “the ultimate burden of proof for establishing a claim or a defence”. In this respect, the Panel Report on US-Copyright Act (DS160) states, “[w]hile a duty rests on all parties to produce evidence and to cooperate in presenting evidence to the Panel, this is an issue that ha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question of who bears the ultimate burden of proof for establishing a claim or a defence”.1
(i) General Rules Well Established in Violation Complaints
Art. 3.8 of the DSU provides tha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obligations assumed under a covered agreement -- that is, in cases where a violation is established -- there is a presumption of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However, the issue of burden of proof here is not what happens after a violation is established; the issue is which party must first show that there is, or is not, a violation. In this respect, a number of GATT 1947 panel reports contain language support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a violation under Article XXIII:1(a) of the GATT 1947 was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i.e., it was for the complaining party to present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before a panel. This rule is taken on by the DSB.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burden of proof, the Appellate Body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rules that: “In addressing this issue, we find it difficult, indeed, to see how any system of judicial settlement could work if it incorporated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mere assertion of a claim might amount to proof. It is, thu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ave generally and consistently accepted and applied the rule that the party who asserts a fact, whether the claimant or the respondent,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Also, it is a generally-accepted canon of evidence in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in fact, most jurisdictions,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f that party adduces evidence sufficient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who will fail unless it adduce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2And this ruling is demonstrated to be well established in subsequent cases as a general rule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For example, in Argentina-Leather (DS155), the Panel states: “The relevant rules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while not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the DSU, are well established in WTO jurisprudence. The general rule is set out in the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Measure Affecting Imports of Woven Wool Shirts and Blouses, wherein it is stated that: ‘It is a generally-accepted canon of evidence in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in fact, most jurisdictions,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f that party adduces evidence sufficient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who will fail unless it adduce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3
And in US-Cotton Yarn (DS192), the Panel rules in pertinent part: “The Appellate Body and subsequent panels endorsed this principle that a complaina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example, the Appellate Body, in EC - Hormones, states as follows: ‘… The initial burden lies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which must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of inconsistency with a particular provision of the SPS Agre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ing party, or more precisely, of its SPS measure or measures complained about. When that prima facie case is made, the burden of proof moves to the defending party, which must in turn counter or refute the claimed inconsistency. This seems straightforward enough and is in conformity with our ruling in United States - Shirts and Blouses, which the Panel invokes and which embodies a rule applicable in any adversarial proceedings.’” 4
As a whole, on the one hand, as ruled by the Panel in Argentina-Ceramic Floor Tiles (DS189), “[w]e recall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 rests with the party that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t implies that the complaining party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 which is for the defendant…to refute. In this regard, the Appellate Body has stated that ‘... a prima facie case is one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efutati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requires a panel, as a matter of law,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complaining party presenting the prima facie case’…”; 5 on the other hand, as noted in the Panel Report on US-Copyright Act (DS160), “[t]he same rules apply where the existence of a specific fact is alleged. We note that a party who asserts a fact, whether the claimant or the respondent,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It is for the party alleging the fact to prove its existence. It is then for the other party to submi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f it challenges the existence of that fact”. 6
In sum, with resp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e context of violation complaints, as ruled by the Panel in Japan-Film (DS44): “[w]e note that as in all cases under the WTO/GATT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 and, indeed, as the Appellate Body recently stated, under most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 - it is for the party asserting a fact, claim or defenc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Once that party has put forwar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7Certainly, as not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i]n the context of the GATT 1994 and the WTO Agreement precisely how much and precisely what kind of evidence will be required to establish such a presumption will necessarily vary from measure to measure, provision to provision and case to case”.8
(ii)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As discussed above, generally,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a fact or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As to be shown, this rule applies equally even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In this context, it i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well-established by panels in prior GATT/WTO practice, that the party (the defendant) which invokes an exception in order to justify its action carries the burden of proof that it has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for invoking the exception. However, in the author’s view, to understand the issue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latively clear burden of establishing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it’s helpful to stress some points here, among which the key point is to be cautious while determine which defence is “affirmative” and therefore burdens the defendant to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challenged violation.
In United State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India argues that it was “customary GATT practice” that the party invoking a provision which had been identified as an exception must offer proof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at provision were met. The Appellate Body acknowledges that several GATT 1947 and WTO panels have required such proof of a party invoking a defence,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 XX or Art. XI:2(c)(i), to a claim of violation of a GATT obligation,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s. I:1, II:1, III or XI:1. Arts. XX and XI:(2)(c)(i) are limited exceptions from obligations under certain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GATT 1994, not positive rules establishing obligations in themselves. They are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It is only reasonable tha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such a defence, i.e. invoking an exception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should rest on the party asserting it. 9
However, as rul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in EC-Hormones (DS26/DS48), “[t]he general rule in a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 requiring a complaining party to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of inconsistency with a provision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before the burden of showing consistency with that provision is taken 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is not avoided by simply describing that same provision as an ‘exception’. In much the same way, merely characterizing a treaty provision as an ‘exception’ does not by itself justify a ‘stricter’ or ‘narrower’ interpretation of that provision than would be warranted by examination of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actual treaty words, viewed in context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treaty's object and purpose, or, in other words, by applying the normal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t is also well to remember that a prima facie case is one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efutati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requires a panel, as a matter of law,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complaining party presenting the prima facie case.” 10
In shor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olation, it’s generally up to the complainant to provide evidence concerning inconsistency, and only in case of limited exceptions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defending party invoking a defence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 XX or Art. XI:2(c)(i) of the GATT 1994.
(iii) Special Rules Concerning Non-Violation Claims
As sugges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violation complaints under Art. XXIII:1(a) of the GATT 1994 and non-violation ones under Art. XXIII:1(b) is, while, when violation complaints are brought under Art. XXIII:1(a), the infringement of an obligation of the agreements is considered prima facie to constitute a case of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from the fact of violation alone, by establishing a formal presumption, such a presumption does not exist in non-violation cases.
With the lack of such a presumption, and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factually complex disputes and particular claims of non-violation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relating to the proper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case of non-violation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i.e., 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Art. XXIII:1(b) is concerned, Art. 26.1(a) of the DSU and pane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GATT jurisprudence confirm that this is an exceptional course of action for which the complaining party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a detailed justification to back up its allegations.
This requirement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pplied by a number of GATT panels. For example, the panel on Uruguayan Recourse to Art. XXIII noted tha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no infringement of GATT provisions, it would be ... incumbent on the country invoking Article XXIII to demonstrate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for its invocation. Detailed submissions on the part of that contracting party on these points were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a judgement to be made under this Article”. And the panel on US - Agricultural Waiver noted, in applying the 1979 codification of this rule: “The party bringing a complaint under [Article XXIII:1(b)]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to explain in detail that benefits accruing to it under a tariff concession have been nullified or impaired”.
Art. 26.1(a) of the DSU codifies the prior GATT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in relevant part: “the complaining party shall present a detailed justification in support of any complaint relating to a measure which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