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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国家安监总局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安监总管二〔2011〕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厅（局、委）、公安厅（局）：

2011年4月至6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关于集中开展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二〔2011〕36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集中开展了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各地交通运输、公安、安全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迅速部署，成立了三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形成了各负其责、共同协商的协作机制。专项行动期间，各地累计投入人力350万人次，深入运输企业18.1万家，排查客货运车辆417.7万辆，约谈运输企业和场站业主2.3万人次，督促整改客货运车辆隐患52.2万处、客货运驾驶人驾驶证隐患40万人次，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455.3万起。专项行动期间，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2%和9.7%，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比减少5起、下降83.3%，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但是，通过对各地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各地隐患整治效果与专项行动的总体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二是个别地区还没有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道路客运安全工作尚未形成合力；三是县乡客运安全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在专项行动期间，客货运车辆导致的较大以上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6月4日广东省惠州市发生了一起货车与客车相撞事故，死亡11人。为进一步巩固专项行动成果，切实解决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决定自7月至9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道路客运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总结，迅速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各地要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张德江副总理近期在山西、湖南考察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工作始终坚持从零开始”的理念，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效，认真梳理、分析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下一步集中解决问题、突出整治重点、巩固专项行动成效的工作意见和措施，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迅速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继续巩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沟通协调机制。交通运输、公安、安全监管部门积极配合，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工作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治措施，强化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和运输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全力遏制和减少营运车辆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二、以县级客运企业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客运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各地要继续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客运隐患整治的各项工作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客运隐患，严厉整治客运市场秩序和客运车辆通行秩序，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特别要对县级客运企业安全隐患开展一次集中整治，对县级客运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管理人员、从业驾驶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对县级客运企业的营运车辆及驾驶人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审核，对车辆及驾驶人交通违法和记分、交通事故情况逐一进行清理，对县级客运企业安装和有效使用动态监控系统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检查。客运企业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填写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并切实做到整改措施、时限、责任人、资金和预案“五到位”。

三、进一步加大道路通行秩序管理力度

各地要将专项行动与开展文明交通示范公路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要充分依托省际交通安全服务站和市际、县际主要道路交警临时执勤岗位，严格落实对7座以上客运车辆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逢车必查的要求。要以通行秩序为重点，加强道路巡逻管控，加强区域警务协作，严查超速、疲劳驾驶以及违法超车、客车超员、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清晰、规范、连续，弯道、坡道、桥梁、隧道路段设置警示提示标志或者减速设施的要求，加大对道路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完善安全管理和防护设施。通过开展三个月的专项行动，力争实现高速公路尾随相撞和车辆冲过中央隔离护栏导致的正面相撞，以及国省道路段正面相撞、路口侧面相撞等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明显减少。

四、开展道路客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道路客运企业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1〕4号）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要求，以预防和减少群死群伤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为重要目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目前，交通运输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道路客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相关规范。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安全监管部门组织客运企业建立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指导客运企业在组织人员、安全投入、规章制度、教育培训、车辆设施、现场管理、文明驾驶、动态监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事故报告以及绩效评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推进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安全管理。要督促客运企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纳入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促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动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

各地要督促运输企业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1〕80号）要求，加快卫星定位装置的安装进度，对所有旅游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联网联控系统，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安装范围扩大至所有客运车辆;落实企业监控主体责任，制订完善卫星定位装置安装使用管理规定；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监控车辆行驶状态，分析处理动态信息；充分利用动态监控平台，建立健全对违法驾驶人的处罚制度，加大处罚力度，情节严重的要调离驾驶岗位或辞退。要完善平台使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企业平台使用和制度落实情况。各地要对卫星定位系统安装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排查，了解其使用范围、数量、工作制度、监控人员队伍以及在事故预防上的实际效果。

道路运输企业的监控平台以及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的监管平台都必须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技术要求》。从2011年7月1日起，所有新安装的车载终端必须接入符合技术要求的系统平台，如不符合，应在2011年底前完成改造。

六、全面排查整治货运隐患

各地要在加强客运隐患整治、巩固专项行动成果的同时，将预防货运车辆导致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当前，要对辖区内货运企业、货运车辆及其驾驶人情况开展一次全面的摸底排查，逐车逐人建立管理档案。交通运输部门要对货运企业、货运车辆及其驾驶人从业资格进行调查摸底，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货运企业要限期整改；对不符合从业资格的驾驶人，不得驾驶道路运输经营车辆。公安部门要重点对货运车辆参加定期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交通违法记分情况开展清理排查，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对货运车辆外廓尺寸、车身反光标识、侧后部防护装置等项目，从生产、登记、使用等相关环节严格依法查验把关。对新出厂的货运车辆外廓尺寸不符合国家标准、未粘贴车身反光标识、未安装侧后部防护装置的，一律不予登记并抄告相关部门；对逾期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货运车辆，严禁上道路行驶；对交通违法未处理、违法记分满12分的货运车辆驾驶人，及时通报交通运输部门和所属企业，督促其接受处理。至2011年9月底，货运车辆安全检验率应达到95%以上。

七、深入开展“文明交通进企业”活动

从7月1日起，各地要以客运企业为重点，深入开展“文明交通进企业”活动。要进一步加强客运企业和场站的宣传阵地建设，通过悬挂横幅标语、设置宣传展板和专栏、张贴宣传挂图、发放宣传资料、播放交通安全教育片等方式，大力宣传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曝光典型事故案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示。要以客货运驾驶人、危险化学品运输驾驶人为重点，建立交通安全信息手机短信发布平台，及时通报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警示安全隐患，发布提示、服务信息，增强驾驶人安全意识，力争至2011年9月底对客运驾驶人短信宣传覆盖率达到100%，对货运驾驶人的短信宣传覆盖率在东部地区达到90％、中部地区达到70%、西部达到50%以上。要在客运企业大力倡导和开展规范使用安全带、选树文明安全驾驶人活动，制定出台相关奖惩措施，鼓励、引导司乘人员规范使用安全带，以省为单位，组织选树一批百万公里安全运营、无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记录的爱岗敬业、文明安全的模范营运驾驶人，并作为规范客货运企业的长效措施，激励和促进从业驾驶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

八、集中开展督导检查

各地要派出工作组，以县乡为检查重点，深入事故预防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路段，通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发现专项行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解决。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安全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客运企业，要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达标的，坚决吊销相应经营资质。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各地要以道路客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和重点，形成相关部门齐心协力、联合行动、及时沟通的工作合力，建立客货运车辆和驾驶人信息交换机制，研究提出道路客运安全长效对策和措施，有效遏制道路交通重特大事故，确保道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专项行动期间，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派出工作组，对各地开展道路客运隐患整治的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对于工作不落实、隐患排查和整治不力的，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

专项行动期间，请各地于每月底上报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电子版，并于9月20日前书面上报专项行动工作总结。

联系人及电话：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柴晓军，010-65293754。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王强，010-6626179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侯景雷，010-64464002。

电子邮箱：zhuanxiangxingdong@163.com。

国家安监总局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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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

───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被某地公安人员抓获后移送归案。审问时，除丙、丁二人揭发甲动手实施伤害曾某行为外，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
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
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
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
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