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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妥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做好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部署。新闻出版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积极实践，大胆探索，开创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2.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新闻出版系统21家试点单位全面完成了改革试点任务，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2006年以来，新闻出版系统切实贯彻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的一系列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正处于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进入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阶段，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3.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改革的前提，哪里的思想解放，那里就有改革的新思路、发展的新成效；体制创新是改革的重点，必须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健全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革除体制性障碍，解决主要矛盾，破解难点问题；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围绕发展制定改革的政策措施，以发展的成果检验改革的成效；政策是保障，必须充分考虑新闻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制定和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政策扶持，加强资金投入，加强督促检查，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关乎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水平，关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5.当前，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闻出版系统在思想观念、创新意识、体制机制、行政管理能力以及队伍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突出问题。特别是出版单位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资源行政化配置造成的出版资源过于分散，结构趋同和地区封锁，出版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十分突出。上述问题导致新闻出版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不相适应。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新闻出版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

6.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闻出版业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给新闻出版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快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三、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

7.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围绕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重塑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8.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是：全面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促进新闻出版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握新闻出版工作的正确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必须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在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必须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稳步推开；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9.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形成有效率、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通过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单位为主体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加快新闻出版传播渠道建设，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规范出版产品物流基地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形成调控有力、监管到位、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宏观管理体制。

四、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10.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深化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内部管理机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研究制定公益性报刊基本标准，适时公布公益性报刊名单。推进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改革工作，实施民汉语言文字出版分开，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11.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制定经营性报刊转制方案，推动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逐步实行转制。按照中央有关要求，党政机关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原则上逐步与原主办主管的党政机关脱钩。已经完成转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12.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支持拥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地方、中央部门和单位整合出版资源，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和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对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单位进行联合重组。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参与出版传媒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大力培育一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专、精、特、新”的现代出版传媒企业。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培育一批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专业出版传媒企业。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推动发行渠道资源整合，使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真正成为出版物发行主渠道。巩固印刷复制业改革成果，大力提升印刷复制业的科技含量，促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特色印刷产业带建设，振兴东部印刷产业，扶持中西部印刷产业的开发与崛起。

13.大力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高度重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制定和完善出版发行标准，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业态，努力占领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制高点。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打造主流媒体在新闻出版多元传播格局中的强势地位。积极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单位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基础设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新闻出版传播渠道。

14.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按照《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15.加快推进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打破按部门、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级次分配新闻出版资源和产品的传统体制，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加强资本、产权、信息、技术、人才等新闻出版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在充分利用系统内国有资本的同时，开辟安全有效的新闻出版业融资渠道，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实现以资本扩张带动业务扩张、规模扩张和效益扩张。加快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诚信体系。

16.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推动新闻出版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国际汉文化圈和港澳台地区。抓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出版传媒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出版版权交易平台。加强出版物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鼓励以政府资助方式进行优秀作品和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境外兴办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厂等实体，拓展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17.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新闻出版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政府真正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能。推行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程序，减少环节，增强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按照中央部署，继续推进文化综合执法改革，确保“扫黄打非”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发展和完善新闻出版和版权经纪、代理、评估、鉴定、会展等中介机构，提高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加强行业组织建设，使其依照有关法规和章程履行市场协调、监督、服务和维权等职责。

五、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

18.落实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规定的优惠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持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建设、设立专项出版资金等契机，采取政府采购、招投标、定向资助等手段，支持公益性出版单位出版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提高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19.制定和实施出版资源向出版传媒企业倾斜的政策。对大型跨地区骨干出版传媒企业，在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等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鼓励其做大做强。支持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在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鼓励其实现跨地区经营。对真正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放开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支持其发展。

20.保护合法的跨地区经营活动。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3号)等法律法规，积极支持出版传媒企业跨地区合法开展经营活动，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对于出版传媒企业合法的跨地区经营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地区封锁，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其进入本地市场经营。

21.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数量多、分布广，资产情况复杂，在转制和改制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和借鉴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提升国有资产的质量。允许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经过批准，探索实行股权激励机制的试点。

22.坚持把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把反腐倡廉建设寓于改革的重大措施中，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坚持一手抓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一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思想环境和氛围，确保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六、加强对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23.健全和完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作为重要工作职责，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中央要求，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成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负责指导、协调、实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确保改革的各项任务、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24.充分调动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细致稳妥、有序推进。要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统一起来，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动员和激励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积极支持改革，主动参与改革。

25.加强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新闻出版队伍素质和整体能力为重点，在新闻出版领域培养一批既懂经营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批名编辑、名记者和出版家、企业家、技术专家，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廉洁自律、文明和谐的新闻出版干部队伍，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提供组织和人才保障。

论强化民事执行制裁措施
庄忠范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申请，利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法律义务，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强制执行通过采取对财产查封、冻结、扣押、搜查、拍卖、变卖等措施来实现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当这些强制措施无法实施或实施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国家必须用制裁的手段来排除妨害。民事强制措施以债务人之财产为对象，制裁措施则以对债务人人身之强制为原则。适用制裁措施是有效实施强制执行措施之必要保障，是国家强制力的终极表现。现行强制执行法律一般并未将强制执行措施与制裁措施严格区分开来，这不利于我们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意义。在立法体系中，制裁的范围包括对判定债务人人身方面的所有措施。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每一项制裁措施及适用条件，而要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性及如何强化制裁措施等问题。
一、强化制裁措施才能保证民事法律执行得到充分尊重
　　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文明的古老国度里，法治从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是法律制定的多了，另一方面对抗法律的剧烈程度不断使国家强制力的威信大打折扣，法律权威难于树立，债权人的权利不能有效得到司法保护。“执行难”严重阻碍法律实施，可以说是人治对法治挑战的集中表现。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法律的严肃性和对所有权保护的重要性受到债务人、关系人甚至某些政府官员的普遍漠视和不尊重，恶意避债现象相当普遍，地区和部门利益高于法律利益。财产所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恶果是人们不会去开发、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不能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向生产效益高的人手中转移，交易陷入无序状态，民众失去对行为进行评价判断的标尺，经济不能建立稳定的发展基础。
　　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保障一种法律秩序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法律秩序下，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有交易安全和公共安全，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秩序的建立必须靠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与法律制裁的有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世界最流行的法律经济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制裁的有效性，强调必须运用所有的制裁手段来维护法律的神圣性，制裁的效果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必须使之达到抑制犯法行为不再发生的结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都重视制定完善的制裁法律，刑事法律广泛运用到民事司法领域，给予财产所有权最完善的保护。蔑视法庭、攻击法官、拒绝法庭传唤、不执行法庭命令、恶意逃避债务等行为必须得到追究。在媒体上攻击法律生效裁决将被裁定有罪予以惩处(理由是损害了法律尊严)。正因为有完善的法律制裁保障体系，使民事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普遍的尊重和执行。
　　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方略，中央(1999)11号文件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树立司法权威的问题。司法权威的树立一方面靠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强化法律制裁。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就是要对不执行的人加以惩办。解决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出路在于强化法律制裁措施。
二、制裁的理由和制裁的有效性
　　判定债务人不能自觉履行法律义务使法律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必须要予以制裁。制裁的理由：(1)判定债务人不仅不能主动履行法律裁决确定的义务，且不能采取积极态度配合法院强制执行，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被法律确认为违反交易规则、不诚实信用、不公平交易等，且在法律裁决之后，仍不能反悔过错行为，不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显见其行为本身不仅对债权人财产权利侵犯，且蔑视法律本身。既然其连法律责任都不能积极承担，更妄谈道义责任，实为缺乏信义及操守不良人格。因此法律上应当予以制裁。(2)既然法律已对纠纷作出裁决，裁判的客体——标的物的归属(或者应履行给付的金额)之财产权利应明确属债权人所有。判定债务人在法律裁决生效后仍然拒不交付，显属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当其不能自愿交付时，一旦债权人申请，法院即应在强制执行的同时按照判决给予债务人双倍支付违约金或缴付滞纳金等惩罚性执行，遇到妨害时当然要予以制裁。(3)对故意隐匿财产，强制转移已查封、扣押的财产，暴力抗拒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其行为性质已与故意盗窃、强行侵占、强抢他人财产没有区别，对这类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刑罚上的严厉制裁。
　　要坚持制裁有效性原则，即必须是以排除对强制执行的妨害并遏制此类行为不再发生。要针对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有效制裁方法。有效性的标准是采取的制裁措施所产生的威慑，使潜在的违法者知道因违法不能获取到利益，且所受到的惩罚痛苦远远大于获取利益的快乐，从而自觉选择守法之路。比如判定债务人从拖延执行中获取了100万的利益，而法院仅对其罚款3万元。显然这种处罚措施不仅没有造成判定债务人心理上的压力，相反会纵容了不法行为，选择的制裁措施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并不优先选择制裁措施，如有对财产实施强制执行的办法，当然应对财产实践强制执行措施。只有在遇到妨害时，制裁措施才发挥作用。
　　建立一整套科学严谨有效的制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开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制裁体系包括实体体系和程序体系。实体体系包括由轻至重的各种制裁手段；程序体系是保证各种制裁手段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准确性，使法律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它不能使各种制裁措施变成一种摆设。
三、现行制裁体系的缺陷
　　强制执行一直陷于一种困顿状态，这个矛盾因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变得十分突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制裁措施存在明显的问题。繁琐的程序使得本来规定就不完善的制裁措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有传统法律思想的负面影响。表现为：
　　一是在民事执行领域轻刑事制裁。重视公法意义上对政权的危害，关心行为是否达到“危害社会的某种程度”，而轻视私法意义上所有权的保护，认为民事案件仅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在制裁方面，严格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严格限制对债务人人身的拘束，完全忽略刑事制裁在民事执法领域中的运用。
　　二是认为民事案件属民间纠纷，人民内部矛盾，要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动辄制裁”，忽略了民事法律执行的强制性和制裁的重要性，总是强调要防止滥用，却不讲如何充分运用。
　　“对一些肯定可以说是妨害执行的消极行为，如故意躲避拒不与执行人员见面，拒不回答执行人员的询问，不如实陈述财产状况，拒不提供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明文件等，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讨论中多数意见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讲座》第196页。)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制裁措施存在问题及传统法律思想负面影响的集中反映。这些解释注定要使执行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艰难和被动之中。
　　执行中发传票给判定债务人，通知到庭接受调查。这种传唤与诉讼阶段的传唤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同。诉讼阶段的传唤，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在法庭上进行申辩，如不到庭意味着放弃诉讼权利，拘传仅适用于必须到庭的被告，如追索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抚恤金和劳动报酬几类案件。执行中的传唤则用于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强制其履行法律义务。到庭对判定债务人是一种法律义务，是必须的。在法院不能掌握判定债务人财产线索的情况下，传唤到庭就成为必经程序，不到庭即应被强制到庭，到庭后不提供财产凭证或虚假提供应受到法律制裁，这样法律才能发挥效用。执行《规定》中第97条、98条规定“债务人需经二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可以拘传，询问后不得限制债务人的自由”。为什么要经过二次传唤?为什么规定不论债务人是否配合都不能限制债务人的自由?这种规定对人民法院正当行使司法权变成了一种限制。由于这种立法上的失误，以致于实践中有些法院扭曲地把应由债务人承担的必须提供财产情况的责任强加给债权人，也导致执行工作大量耗费在外查找债务人财产，如查询众多的无存款的银行帐号，搜取、收买情报。这种低效率的执行方式根源在于制裁措施的软弱。
　　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制约了刑法的威慑与制裁。我国刑法对民事执行方面的极端行为规定了四个罪名，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妨害作证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犯罪行为地管辖原则也适用上述四项犯罪。这项规定在现实“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地方化”盛行的情形下，显得非常不适宜，实践中难于操作，使许多应该受刑事追究的不能被追究。犯罪行为地法院管辖原则忽略了民事执行案件的特点，忽略了刑事追究与执行法院执行案件的密切联系，不符合民事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
　　关于司法拘留的规定，有两个问题制约这项措施发挥其应有作用：一是审批程序，二是期间规定。司法拘留由庭长审批，院长决定并签发。这种严格的做法确实起到了防止滥用制裁措施的功效，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授权执行法官在执行现场适时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丧失最佳执行时机。院长审批决定，实际上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应予修改。司法拘留可否由三名执行法官决定制来替代?司法拘留期间的规定，可以说现行法律规定简单套用了治安拘留的期间规定。期间规定过短，使执行法官根据实际对制裁的选择范围缩小，也使得这项制裁措施的威慑力大大降低。如果债务人应承担1000万元的给付义务，拒不向法院提供财产去向，也不自动履行，执行法官选择司法拘留15天予以处罚，债务人会权衡是否值得用失去15天的自由换取1000万财产的执行?司法拘留作为执行过程中最经常适用的制裁手段，要发挥更大效益，对期间的规定需要进行立法变革。
四、借鉴发达国家法律经验，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
　　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应把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应当专门制定一部民事执行制裁法，它可以成为未来强制执行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事执行中的制裁措施既不同于一般的刑事制裁，更有别于治安处罚及行政处分。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强制到庭、具结悔过、罚款、司法拘留、刑罚处罚等措施。各种措施之间形成对付各类拒不执行法律裁决行为的阶梯，按照对抗的剧烈程度排列出一个由轻至重的制裁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一个专门的立法来加以解决。
　　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它既可以解决现行制裁体系无序和软弱无力的现状，对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有利于法治的建立。对全体民众来说，遵守刑法法律规范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只有少数个别人的行为需要用刑法规范予以调整。对每个民众来说，一生都要生活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行为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交易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因此，要保障社会正常高效运转，推进社会进步，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相比较，更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意义。商品经济社会中民事法律应当受到最为普遍的尊重，刑事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事法律的延伸和补充。要使民事法律受到最普遍的新生，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其意义不仅是现实的，更是长远的。
　　我国历史上民事执行法律经验是很少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的世纪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法律上需要借鉴学习发达社会的先进法律经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一个人如果被民事法律裁决缺乏诚实信用，违背交易规则或者不履行法律义务，除了依法拍卖财产，给予制裁外，他将会失去经济交往的基础而难于生存。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交付判定的财产或财产不足清偿时，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命债务人到法院宣誓，开列全部财产明细。若债务人不到庭宣誓或拒绝宣誓，法院须收押债务人，收押期间为六个月以内。香港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未能按照法院作出的付款命令对债权人如数按期付款，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发出“判决传票”，命令债务人出庭并在宣誓后接受有关其经济能力的讯问，交出财产簿册和文件，如果债务人拒不到庭或者虽然到庭却没有提出不履行义务的合理理由，法官可作出将该债务人交付羁押的命令，直至其愿意偿还债务并作出实际行为之时。台湾强制执行法规定，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后，应确定讯问期日，债务人受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执行法院得拘提之。债务人传唤到庭后拒不提供财产下落或者报告者，法院予以管收。对显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者，故意躲避(迁移外地)的，法院予以拘提管收。在管收前，法院可以要债务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予以拘提管收。管收指将债务人送进管收所剥夺其自由，管收期间为三个月以内，有另外理由可以再管收一次。对上述立法经验，我们在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时可以借鉴过来。
　　综上所述，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过程中，民事执行的问题和出路都在于强化民事制裁。应当对已有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使制裁措施能够发挥其“护法”效应。这不仅对改变执行难的现状有现实意义，对建立法治国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