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除权判决的执行/陈璐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9:18:55 浏览: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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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1年5月，宁波某公司向当地公安局报案，称其遗失某票面价值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嗣后，该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债权，人民法院随即作出除权判决，判定宁波某公司系票据权利人。同时，宁波某公司凭除权判决向该票据的付款人某商业银行要求付款，某商业银行于当年9月足额付款。2011年12月，邯郸某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称其系票据真正权利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宁波某公司系伪报失票，票据真正权利人系邯郸某公司，遂判决撤销除权判决。其后，邯郸某公司申请执行该判决以实现票据权利。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除权判决应当如何执行回转，即票据权利在执行过程中应当如何实现。
第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除权判决已经撤销，则付款人的付款行为也应当发生回转，即归于无效。故除权判决的执行回转，应当系公示催告申请人返还付款人票据记载款项。而且，由于付款人某商业银行的付款行为无效，无论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某公司是否足额返还上述款项，票据的真正权利人邯郸某公司均应向付款人某商业银行主张付款，该银行不付款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付款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故除权判决的执行回转，应当系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某公司返还票据真正权利人邯郸某公司票据记载的款项，而且，付款人可以此为由对票据真正权利人的付款请求进行抗辩。
【解析】
随着票据在经济生活中的支付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的凸显，因票据被除权，最后持票人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情形也呈现增多趋势。对于尚未履行的除权判决，当然不存在执行回转的问题，但实践中大部分的除权判决在被撤销之时是已经全部履行的，此时，除权判决应当如何执行回转存在争议。
以本案为例，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理由是：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予以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从上述法律条文的规定看，执行回转的对象是针对被执行财产而言，而非针对具体的执行行为而言。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某商业银行的付款行为不属于执行回转的范畴。第二，由于该商业银行的支付行为系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而为之，符合法律规定，系善意支付，其并不存在过错，因此，该付款行为的效力不会因为除权判决的撤销而失去效力，其效力应当得到肯定。第三，除权判决的执行回转对象应当是宁波某公司从某商业银行获得的50万元现金。第四，由于某商业银行的付款行为合法有效，且执行回转不涵盖执行行为，则上述50万元现金应当由人民法院从宁波某公司追回后直接支付给邯郸某公司，而无需归还某商业银行。第五，无论人民法院是否从宁波某公司追回前款，某商业银行均可以已经履行支付义务为由抗辩邯郸某公司的支付要求，且人民法院不得对其强制执行。
当然，如果付款人的付款行为并非善意，如在除权判决确定的支付期限前支付款项的，则其付款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撤销除权判决后，票据权利人可要求对付款人进行强制执行。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8月22日至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案，并于9月22日上午10时公开宣判。此次审判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一次重大审判，这次审判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审理高度公开。在本案审理中，参加庭审的不仅有被告人的多名亲属，而且还有法学学者、新闻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社会人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方微博同步直播整个庭审过程，特别是各种证据和被告人的陈述辩解全方位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最后除判决书全文公开外，部分庭审视频特别是关键问题的证言和质证过程也在判决后公之于众。此次审理公开力度如此之大，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好保障。
辩护人的聘请和权利得到尊重。在本案中，被告人选聘律师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在侦查阶段，被告人家属代为聘请了多名律师，经被告人本人选择确认，聘请李贵芳和王兆峰二人担任其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由被告人直接确认继续聘请二人出庭辩护。担任此案辩护人的李贵芳律师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在刑事辩护领域享有盛名；而另一位辩护人王兆峰则有丰富刑事业务经验。整个辩护过程不仅非常专业，还充分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和辩护思路。
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机会。一些案件为追求效率，质证时间大幅度压缩，被告人或辩护人发言时间和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与之相比，此案审判时间长达5天，被告人陈述和辩解的机会和时间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特别是在质证阶段，被告人充分与证人质证，证人之间的质证清晰完整，涉及诸多案件细节。庭审中即便涉及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和问题，法庭也仅是依法提醒，未予以强行干预或制止。而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作了长达90分钟的自行辩护，可见其辩护时间之充分。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和质证。如证人不出庭，而其证言以书证代之，从而导致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质证，辩护权利受到影响，审判质量和效果则易受到质疑。此次庭审，关键证人王立军、徐明出庭作证，并与被告人反复对质，特别是被告人与证人徐明对质时，连续发问20余次，可见质证之充分。薄谷开来因夫妻关系不便出庭作证，因而出具了视频证言，这与书面证词相比，更具真实性和证明力。被告人和社会上的一些观点认为，让亲属之间证明有罪违反了“亲亲相隐”的中国法律传统。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亲属之间概莫能外，更何况薄谷开来不仅是重要证人，而且在被告人一些犯罪行为中属于其共犯，其出庭作证合情合法合理。
被告人翻供的正确处理。被告人翻供，特别是因刑讯逼供而翻供，历来是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难题。而本案法庭审理中，被告人也推翻原有供述，指称原供词因受到压力而属于“非法证据”。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而本案被告人所述之“压力”，不属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认定刑讯逼供的情形，因此不属于“非法证据”。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会感受到压力，产生这种心理压力完全正常，如果以有“压力”为由，排除任何供述，则刑事诉讼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告人口供并非法院定罪全部依据，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口供的规定，综合全案各种证据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是有明确证据依据的。
本案的审理，是我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中间又受到过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诉讼权利，特别是刑事辩护权利的保护状况一直不甚理想。与以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长期积弊相比，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联合国的相关准则的要求相比，本案中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是对被告人本人的尊重，更是对法治人权精神的尊重。
法治的建设，一方面要规范公权力的使用，特别是要用法律控制公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私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刑事案件中辩护权的保护，防止其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作者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民待遇原则下农民合法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从一起地下水资源纠纷引发的命案说起
曹培忠①，周艳波
（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民内部一律平等，不能因差别有所歧视。基于国民待遇原则，为充分保障农民权益，以国民待遇为基础的WTO法律体系不仅要求政府职能彻底转变，而且农民的利益应加强保护。中国加入以国民待遇为基础原则的WTO或许是一次机会，在推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给农民兄弟一次历史机遇。
[关键词] 国民待遇 权益保障 农民
The Researching on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the National Treaty
_____From Taking about the Case Criminal of the underground Water dispute
Cao Peizhong，Zhou Yan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andong,Taian,271000,China )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non-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free trade condition, all are equal and exist no discrimination. Basing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to protect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 WTO that is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bot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transfer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and shall protect strongly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o be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maybe is lucky for peasants to protect the peasants' legal rights.
Key words: National Treatment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peasant
谨以此文献给在市场条件下付出极大代价，质朴纯善的农民兄弟。同时也殷切希望，他们的权益切实得到保障，国民待遇规则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享有市场条件下应有的权利。
—————笔者独白
一， 引言
2000年初夏，地处山东中部的某县，由于政府强行调配地下水资源，“弃卒保车”，政府在未做好当地农民思想工作的情况下，调配地下水资源引发政府和农民之间发生摩擦，农民自发地非法聚集，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媒体的命案，当地公安干警一死一伤，警车被砸，造成了严重地后果。最后，肇事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反思这一起本不该发生的命案，除了农民兄弟的质朴无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尤其WTO条件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国民待遇原则是否适应于中国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九亿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如何分配地下水资源权益问题。
本文试从WTO的基本原则的生产背景及基本原则和农民利益的保障关系，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阐述：国民待遇原则不仅适应农民主体，而且应当加强。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和农业的基础地位问题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在当今条件努力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下，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加强农民权益维护和研究问题。①
笔者曾被公派澳洲学习国外先进法律文化，已学成回国。留澳期间曾考察过外国农业结构及社会权益保障等社会问题。本文力求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再认识。若是这样，出身于农家的我，也就十分满足了。由于笔者才学疏浅，请同志批评赐教，将不尽感谢。
二，WTO国民待遇原则概述
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追溯到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当时中国应邀参加会议，之后达成妥协协议，形成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①在长达50年的历史进程中，GATT作为经济联合国在推动自由贸易、减低关税、协调各国经济立场政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了WTO，其中所涉及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90%以上。②
中国政府作为当时的原始缔约国签署了协议，由于国民党政府及国际政治的原因，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时间未能恢复应有的地位和享有应有的权利。③直到1987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复关入世申请，④历经十五年，一波三折，终于在2001年月12日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
从此，中国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WTO的法律体系中，有一系列的规则和专项协议分别涉及农业问题及贸易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NT)。⑤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者服务进入一个领域后，也享有与该国的商品 服务相同的待遇。通俗地讲，在自由贸易市场条件下，国民内部一律平等，不能因差别有所歧视。实质上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不歧视原则（注：这一原则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中早有体现，已成为民法的重要的基础性法制原则。基于这一原则的普通性，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的一个重要方面已被详细具体化到知识产业协议及其他专项协议。）
因此，基于国民待遇原则，为充分保障农副产品流通及商品化，回归贸易自由化主流，除了授权WTO成员国合法地保护农村商品贸易外，允许政府对此进行干扰外，农村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和工业产品一样受WTO规则的约束，农副产品生产者享有相应的权利。①
由于政府对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进行干扰导致权利地过分滥用，即使发达国家也对本国农业关爱尤加，如美国最近签署法案，加大对农业的补给投入。为此，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在建立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力求达到以下要求：第一，推进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第二，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非歧视保护；为此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在农民收入提高方面可以进行绿色补给，推进农副产品生产，流通及商品化。
综上所述，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WTO农业协议适合于所有成员国，在保障农副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国外是农场主和劳动者，我国是农民。笔者注），维护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方面，要求政府一视同仁，并且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特殊保障。②
三，入世条件下，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
加入WTO将对中国生产积极深远地影响，③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是尤其出口环境的自由，农民的农副产品进入流通市场更加畅通，产业结构调整及成本投入更加多样化，我国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第一，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影响我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在保护条件和措施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涉农产品往往遭受限制和壁垒，使得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在此条件下，政府职能部门不仅仅是领导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且是农民权益的最积极的保护者。
第二，自由贸易环境下，市场资源的配置不仅要按照行政意志和管制模式行进运作，而且政府要依法行政。①
